不再限制“旅游”，个人破产立法期待更多精细化探索

个人破产立法，深圳探索进行时。本月初公布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征求意见稿)，持续引发热议。日前，深圳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二次审议，拟删除将“旅游”列入债务人被限制消费行为范畴等内容，同时拟增加“除确因生活和工作需要，经人民法院许可外”的周全性表述。

尚在立法环节的地方条例草案，多次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属于立法常规动作，甚至其中一些引发社会热议、收到明确意见建议的条款，其增删、修改更是常态化的现代立法本该有的模样。此番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个人破产立法的探索，相关实践已然具有相当的标本价值与示范意义，而限制“旅游”消费条款的去留讨论，也事关地方立法的质量，以及立法文本的精细化程度。

限制消费措施在个人破产制度中的适用，基本沿用了此前相关法律法规中的行为约束方式，通过限制当事人出行、子女教育以及自身高消费档次，来实现对债务人的有效经济约束。实践也证明，对有能力还款却恶意逃债主体的预防式督促，有助于提升个人信用，并兜底性保障社会经济秩序。正在立法探索中的深圳破产条例，对旅游进行限制的相关表述，之所以会在坊间引发热议，本质上是因为立法对“旅游”概念的界定判断难免存在争议，因为对旅游定义的把握难度，可能使得昂贵的高消费旅游与以徒步骑行方式进行的低消费“穷游”同时属于被限制的范围，不仅可能导致规范执行层面的争议与难度，应当说也有悖于个人破产立法的初衷。

增城白水寨的游客。南都资料图片

更何况，对具体旅游过程中的某些高消费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事实上在出行、住宿等其他限制消费条款中也基本可以实现，而不同维度、标准的限制性立法，也确实容易增加执行层面的困难。立法不应挑战和非难人性与人情，这事关法律的基本执行度，旅游(特别是其中的登山、徒步等方式)作为现代人纾解精神压力的方式之一，在涉及个人破产问题上，“一刀切”的限制可能确实需要立法表述的精细化。

不仅如此，以列举方式进行的限制消费表述，具体限制条款的周延性，在适用兜底、但书条款来做技术性补正的同时，也需要在立法讨论环节做尽可能充分、有效的观念互动。难能可贵的是，个人破产立法的深圳实践，在条例草案的征求意见环节便收到并及时采纳社会层面的意见，各方对草案文本在完备性与严谨度上的审慎与努力，不仅有合力，而且颇具见地。

甚至也不独个人破产立法，在其他更大范围的地方立法实践中，专业、积极的立法建议，坦诚、谦卑的立法态度，有效且高效的立法互动，都称得上是现代社会良性治理的集中展现。地方乃至国家层面的立法活动，是社会运行过程中规则得以模范遵守、秩序得以良好维护的制度基础。立法在为社会明确规则，规范的成熟度与执行的有效性密切相关，这要求立法必须具有相当的专业性与精细度，三思而行的审慎立法框架，也正是为了呵护这份立法的雄心与初心。

一定程度上，限制旅游消费条款的去留讨论，正说明了立法互动的质量，而地方立法的品质，直接攸关每一个普通社会成员的公共体验。这也使得具体草案条款的去留，带有了更多超出文本范畴的实践意义与示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