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东纵抗战路|“虎口”营救800余文化名人及爱国民主人士

惠州市惠城区桥东上塘街70号。一座三层民国风格小洋楼静静座落在旧城区的大片民居中格外显眼。70多年的岁月冲刷，让它显得从容淡定。

这里就是东湖旅店旧址。78年前，这个小小的旅店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一大传奇。在那场空前绝后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中，这里是重要的中转站。

1941年12月下旬，香港沦陷，大批进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处境危险。在周恩来同志的指标下，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和东江游击队几经周折，历尽艰险，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将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人士共800余人从日军“虎口”中胜利营救出来。他们当中就包括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胡绳、戈宝权、张友渔等。

此次营救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行程之远；涉及面之广，被营救人之多，都是前所罕见的。被茅盾盛赞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东湖旅店旧址。

香港沦陷后文化名人处境危险

故事要从1941年底说起。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海上交通，实行宵禁，并分区分段展开搜查，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分子。同时，还贴出告示限令在港的知名文化界人士前往“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滞困在港的数百名进步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以及爱国抗日的国民党人、国际友人等面临着随时遭日寇抓捕、杀害的危险，情势十分危急。

这批进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当中，不少是我国文化界的精英，是国家的瑰宝。来到香港以后，他们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以各种方式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争取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支持和援助，推动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旦落人日军的魔掌，其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人士的处境极为关心。早在日军进攻香港的前一天(12月7日），周恩来就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求迅速做好应变准备。

12月8日，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要想方设法保护这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撤离港地到东江游击区。同一天，周恩来就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工作之布置两次电告香港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

12月9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又致电廖承志，再次对撤退在港的文化界人士作具体布置，指示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性，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并将其转移往大后方安全地区。

接到党中央和南方局的电令后，廖承志和居港的其他领导国志迅速行动起来，投人紧张的筹划和部署应变工作，并决定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去完成。

东西两线营救险情重重

经过一番精心筹划，周密部署，一场规模庞大的“虎口营救”行动，迅速而秘密地展开了。

在港九地区，日军侵占香港时挺进港九地区活动的东江游击队武工队员、交通员，在香港中共地下组织的配合下，按照廖承志提出的营救对象名单，分别与之联系，并帮助他们迅速转移到新的秘密住所，以摆脱日本特务的监视眼踪，然后将他们分批从港岛偷渡过海，护送到九龙佐教道、花园街、上海街等处的秘密接待站，再按照不同的对象，安排他们转往东江游击区或其他地区。

当时，从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路线，主要有东、西两线：东线，从九龙市区经牛池湾到西贡，然后乘船渡过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沙鱼涌等地登陆，转入惠阳抗日根据地。

西线，从九龙市区入青山道到荃湾，越过大帽山到达元朗，然后渡过深圳河，入梅林坳，进入宝安抗日根据地。

这东、西两条营救撤退路线同样布满着重重险情，其间既有日军的岗卡，又有零星土匪出没抢劫，故东江抗日游击队均派出最有经验的武工队员护送，以确保沿途安全。

1942年元旦，紧张的秘密大营救拉开了序幕。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先行撤离，沿途检查和布置各地接待、转送文化人及民主人士的工作。

白石龙村民热情招待

1942年1月9日，第一批文化人开始踏上撤离的旅途。在香港洛克道的临时集中点，茅盾、叶以群、戈宝权等人换上老百姓常着的便装，打扮成“难民”模样，由东江游击队的交通员引领到铜锣湾避风塘上船。

途中，他们混在其他难民当中，绕大街、穿小巷，尽量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至黄昏时登上停泊在铜锣湾避风塘一艘大驳船。在此前后，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等也从其他集中点被交通员带到这里。

第二天凌晨，待渡的文化名人由交通员带领分别改乘三只带有草席篷的小艇，深夜乘着铜锣湾出口处巡逻日军换岗的机会，向九龙方向奋力疾驶渡海，终于安全抵达九龙市区秘密接待点，顺利地闯过了险途上的第一关。

在东江游击队武工队护送下，他们翻山穿谷，经元朗十八乡、落马洲，渡过深圳河，安全到达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白石龙村。

与此同时，少数爱国民主人士则从九龙西贡乘船到宝安的沙鱼涌，再转到惠阳坪山抗日游击基地。被营救进入宝安、惠阳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受到了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林平、曾生、王作尧、杨康华等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如今的石龙村，建有中国文化名人营救纪念馆。馆内矗立着一座白墙灰瓦的建筑，这座建筑原本是白石龙天主教堂。该教堂正是当年大营救陆路线路中的重要接待站。也是文化名人从香港转移到后方停留的第一站。近300人的文化名人都在此停留或通过白石龙村安全转送内地。

东纵战士、白石龙村原党支部书记刘鸣周的儿子刘世勇告诉“重走东纵抗战路”采访团，当年父亲参与了文化名人的营救，主要负责白石龙村的后勤工作。“父亲在世的时候，偶尔会给后辈讲起当年的故事。”66岁的刘世勇说。

为做好接待工作，东纵领导人曾生在根据地白石龙村筹建了临时招待所。1942年1月13日晚，第一批脱险的文化人士，茅盾夫妇、胡绳、沈志远等20多人抵达了白石龙村。

据刘世勇讲述，当时，刘鸣周带领党员和全村青壮年配合游击队接待工作，安排自卫队巡逻、站岗放哨、组织担架接应伤病员，还组织村民运送大米、采购肉食。

“村民们都很积极配合，大家都拿出家里米、菜来招待文化名人，不够的就由村民带游击队员去集市上买。”据刘世勇回忆，当年到达白石龙的文化名人就住在刘鸣周位于半山腰的房子里，但由于人太多，住不下，村民们还在半山腰用树枝、杂草等搭建草棚，供他们居住。

对于这段经历，茅盾在《脱险杂记》中也有记述：隐伏在夹谷之中，周围全是松树，那草棚也是利用了两棵大松树作为柱子，加一根横梁，再铺上茅草作顶，形式和帐篷相像，不过较高……从游击区的安全观点来看，这小棚也更合标准，它深藏在树林之中，像个鸟巢，从外面看它不见，而从棚中外望可以看见坡上坡下来往的人。

邀请途经游击队驻地的文化界人士也热情地给部队指战员上文化课，讲授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理论，教唱抗日歌曲，传授漫画创作和演戏的基本知识等，使东江游击队指战员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鼓舞了斗志。

曾生在《坚持华南战场抗战的一面旗帜》一文中回忆：“胡绳、戈宝权、黎遗等同志还直接参加了我军的政治工作。邹韬奋对我们的报纸特别关心，挥笔书写了《东江民报》的报头；茅盾也为《东江民报》的副刊题名为“民声”。”

东湖旅店吃上“风味鸡”

进入了东江游击区的一批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又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越过广九铁路，经过沿途的秘密接待站，陆续地转到了惠州市。

在惠州，这些文化名人就下塌在东湖旅店。据惠州市惠城区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肖毅介绍，东湖旅店由惠州商会会长翟雨亭建成于1935年，是惠州最早的欧式建筑。1940年，日军侵袭惠州，城内大多数酒店无法营业，翟雨亭于是将此楼改为“东湖旅店”。

如今，作为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的东湖旅店旧址内，有三个展区。在二层展区，有一组雕塑，反映的就是茅盾等人来到东湖旅店后吃年夜饭的场景。

据陈列馆内的工作人员介绍，1942年除夕晚，第一批被营救的文化人士茅盾、胡风、张友渔、廖沫沙等20多人来到惠州。当时任中共惠阳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武装部长的卢伟如分别安排他们在“东湖旅店”和“东和行”住下。

为了能让奔波多日的文化名人们吃上好的团圆饭，卢伟如经过多方努力弄来了一点鱼肉和两只鸡，以及两筐烤火的木炭。文化名人们见到后高兴地欢呼。这时，茅盾先生家乡有道名菜叫“风味鸡”，为了感谢一路上参与救援的大家，茅盾夫妇下厨为大家烹饪了“风味鸡”。

1942年的大年初一，20多位文化名人以及部分参与营救的人士吃上了团圆饭。

东湖旅店旧址中，文化名人吃团圆饭的雕塑。

经过了历时几个月的紧张营救工作，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和东江游击队终于将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人士共800余人从日军“虎口”中胜利营救出来。其中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就有300余人，同时被东江游击队帮助脱险的还有部分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另外，自香港沦陷后，东江游击队和当地党组织根据党中央指示，还帮助近百名被关进日军集中营的国际友人、英国官兵及美、印、荷、比、俄、菲、挪、丹等国的侨民脱离虎口。

被营救的部分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和画像。

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