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微利化 vs 边际最大化：医药集采中一种可能的潜在矛盾

医药产品是治病救人的重要工具，带有社会公益属性。因此，社会和政府都希望医药产业不要牟取暴利，而是应该在适当盈利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民众的健康需求。医药带量集采工作，通过“以量换价”，既显著降低价格，又保障厂商的销量和适当利润，就体现了这样的政策追求。

但是，处于市场经济中的医药厂商，其天然的追求就是“利润最大化”。 政府和集采管理者希望医药厂商能够保持“总体微利化”，但现实中厂商在产品提供过程中会自然的遵循“边际最大化”的经济学规律，从而可能导致某种矛盾的产生。

这个视角，既往的讨论者不多，但值得大家思考。容我们慢慢道来。

首先，从商品生产供应的一般规律说起。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一般情况下厂商供应产品的边际成本（即新增产品的供应成本）是一条先下行、再上行的曲线。也就是说，一开始产品供应的成本比较高；随着数量增加和熟练度提高，单位产品的成本不断降低；而过了某个临界点，设备容量、管理能力、市场饱和等种种约束浮现，边际成本又会不断提高。

厂商在生产供应中，是根据边际成本与价格的比较来决策的。如果新增产品的成本低于价格，那就继续生产供应，到边际成本高于价格时就会停止，因为其后的供应都是亏损的。因此，厂商会理性的停在某个供应数量，即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时候，这就是“边际最大化”。

为帮助大家理解，可以参考如下的示意图。

显然，医药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也是遵循这种一般规律的。初期，各种投入大、运营成本高；其后，随着生产熟练、管理熟练、渠道建立，供应和销售每件医药产品的成本就降低了，盈利提高；而过了一定数量，受生产能力、管理能力、市场竞争等各种因素影响，单位成本会提升，最终医药厂商会理性的停止在某个数量水平。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医药带量集采中都发生了什么。

带量集采中，集采管理者提出了一个足够大的市场需求数量，各医药厂商看着这个预期销量，根据自己能够调整的成本曲线，开展竞争性报价，希望能以低价胜出，获得集采市场。

由于集采竞价激烈，难以估测竞争对手的报价水平，因此厂商需要尽可能报出低价，才有胜出的可能。这种情况下，厂商很难维持上述的“边际最大化”决策，而是要追求“总体能盈利，甚至是短期有亏损、长期能盈利即可”。

此时，集采中厂商的报价和提供数量，放到边际成本曲线图中去观察，就很有可能是“一部分产品供应（通常是前期）是可盈利的，一部分是亏损的，但总体保持微利化”的局面。这也正是集采政策所追求的效果。

对带量集采的分析，可参看如下示意图。

解释一下这个示意图。带量集采中，集采量大于曾经的厂商提供数量（最优量1），而集采价明显低于曾经的市场价。为了能维持运营，厂商的边际成本线必须下移，即降低运营成本。因此我们看到集采中政府和医保通过保障销量、保障回款等多种方式来帮助厂商降低成本，而厂商自身也必须进行调整，以获得更低的成本线。

由于集采竞争的激烈性，厂商以集采价提供集采量，往往只能保证一部分产品供应是盈利的（即A区域），而另一部分则是亏损的（即B区域）。如果A区域大于B区域，则总体是有一定利润的。

以上就是医药带量集采中，通过“以量换价”达到“总体微利化”的逻辑。不过，这个逻辑看似合理，其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

由于厂商的决策是基于边际成本和价格的比较而动态进行的，而边际成本通常是先下行、后上行的曲线。因此厂商在以集采价提供产品时，初期是盈利的，而当边际成本高于集采价后，厂商继续供应产品就处于亏损。

对应上面的示意图，就是厂商提供了可盈利部分（A区域），就自然的有动力停在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最佳数量，即最优量2。而继续提供B区域的产品，每提供一件产品厂商就亏损一些，因此总是缺乏动力的。

上述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现实中厂商集采中标后，在履约过程中容易起波澜：或者会减少供应量，或者会断供退出，或者会要求调整价格，等等。 因为厂商在供应了一段时间后，会发现继续供应是不理性的。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自然的经济学规律使然。当然，这只是一种特定情况的推测，作为原因之一，也可能会有其他原因导致现实中的断供。

因此，为了保障集采后的稳定供应，集采管理者会和厂商签订严格的合同条款，制定严厉的违约条款。在严格合同的约束下，厂商会按量履约，但其中的张力和潜在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现实中厂商会采用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应对策略，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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