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尔丘克 以现实与梦境拼凑天空

时间也许真的可以改变一切：以其永恒却又疾速流逝的悖论性特质。托卡尔丘克之前，她的同胞米沃什和辛波斯卡分别于1980年和1996年获得诺奖，而三人作品之间主题、风格和语调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因于时间，以及随时间而变的波兰现实。

文学观点

文学扮演了武器的角色。可以说，它稳定了波兰分区制下人们的身份，并有助于保持同一种语言。文学总是有任务的。它始终是政治性的，涉及政治事务。

在波兰，诗歌非常流行。我们有两位诺贝尔诗歌奖获得者。诗歌是解释我们之所是、世界之所是的工具和渠道。诗歌更容易被内心体会，你可以登上舞台背诵诗歌。小说被耽搁了。

我深信文学无国界。只有一种文学，它使用不同的语言作为工具。这就是为什么翻译如此重要的原因。它们像语言之间的脆弱联结，提醒我们文学是共通的。有时当我读一本中国书时，我会意识到其中一些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并打动我。我们共同的潜意识中的某些东西创造了文学。我是波兰作家，但我把自己视为世界作家。

——以上片段译自2018年5月17日托卡尔丘克接受《PEN》杂志的采访内容。

诺奖采访

在开车去德国进行德文版《雅各书》巡展宣传途中收到瑞典文学院的消息。在与亚当·斯密的通话中，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谈到了获得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她认为，这对那些担心她所面对中欧产生的民主危机的人来说，是希望的象征。她说：“这样一个奖项，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感到乐观。”（注：托卡尔丘克的《雅各书》糅合了18世纪波兰和犹太人历史的小说，被认为扭曲了波兰国家历史而遭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抨击）

生平与出版

1962年1月29日，生于波兰的苏莱胡夫。曾在华沙大学研读心理学，当过心理医生。

1987年，出版第一部诗集《镜子里的城市》。

1993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书中人物旅行记》。

1996年，出版第三部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而成名。

2002年，出版《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

2018年，《航班》获国际布克奖。

201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911年出生的米沃什品尝了二十世纪波兰遭遇的战争（被瓜分）、冷战之苦，他也从一个投身地下抵抗组织的青年，成为驻巴黎外交官，又流亡美国。这些经验，或说烙印，必然成为一个有抱负的诗人书写的对象。面对近在眼前的破碎国土、被意识形态围困的群众，米沃什的书天然带有了特定责任：“诗歌必须意识到自己‘可怕的责任’，因为诗歌不是纯粹的个人游戏，它还赋予‘人民那伟大灵魂’的种种愿望以形状。”与之相匹配，米沃什的语调沉郁庄严，以高度的智性和追问勇气承担了时代责任，赢得艺术与思想上的双重尊重。

年轻十几岁的辛波斯卡（生于1923年），1952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因“符合”彼时的意识形态，被成熟后的自己所厌弃。到1957年，她在诗歌中剔除了无所不在的政治，寻找到自己的主题：人与自然、历史、宇宙的关系。托卡尔丘克在这点上和辛波斯卡有相同之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下称《太古》）中，托卡尔丘克有一节描写的竟是“椴树的时间”。树（自然）与人都存在于时间中，也都有各自的时间；一个美妙的视角选择，让书中的世界变得聪慧又有趣。两人另一个相通之处是机制与幽默。不过在托卡尔丘克的小说中，或许因为小说的体量远超诗歌，其幽默有时会发展为一出小型轻喜剧，如在《太古》中对生孩子场景的描述。

另一位和托卡尔丘克同为诺奖热门的波兰当代作家是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后者生于1945年，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出生不到四个月，因为国家版图的重新划分，就被人带到了原属异国的另一个城市”。新的生存经验让他自出生始就有无家可归的宿命感，他后来的“因个人原因而流亡巴黎”也与其精神导师米沃什的流亡有了不同的性质，这些也投映到了诗歌的主题与语调中。到了更年轻一代的托卡尔丘克（生于1962年），现实的变化及其影响更加明显。

那些灰暗色调的民族历史还明显存在于托卡尔丘克的视野中——无论是用眼睛看到的还是思想上的--但战争、死亡、集中营、意识形态对她的压迫程度和上述几位相比已不一样。这种改变和时间的流逝一样是如此自然，如此不可阻挡，谈不上好坏，但在文学创作上，也许上述内容在生活中的降低，使托卡尔丘克（这一代）的写作更松弛。如同德国作家、诺奖热门马丁·瓦尔泽对德国人将“触摸历史伤痕”泛工具化不满，他也并非想要忘记历史，忘记自己国家曾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但在当下生活中无时无刻要谨记伤痕，并以此来衡量一切，自然也不合理。

更普通，更自由，更个人，于是更新颖。《太古》讲述的是波兰二十世纪的历史，其中有战争的阴影、死亡的恐惧，但更多的是具有人类小人物普遍意义的悲欢。“太古”是位于波兰腹地的村庄，具有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含义，就小说内容来看，更多地倾向于时间。几十个碎片故事用“xx的时间”来命名。命名的方式也让时间成为人物之外的主要存在，也许是比人更坚固的存在。在时间永恒的背景上，人的各类境遇纷纷上演，残酷，欢乐，无奈，忧伤。但当把这一切投置在时间这一宏大背景布上后，无论哪种色彩都会比其自身更轻盈透彻。用这种视野，托卡尔丘克重述着波兰历史，也塑造着其自身的历史。

《太古》最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对普通人物故事的寓言化。与现实主义写作相比，书中人物读起来有时真假难辨，他们是二十世纪某个特定时期的波兰人或德国人，又像世界上的最初居民，其经历具有明确的时代印记，又因寓言化的叙述具有了更开阔的认知意义。

《太古》是托卡尔丘克的第三部小说，为她在波兰带来了真正的赞誉。紧接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进入了更广阔的世界。同样是碎片化的故事，贴合现代人的生活思维方式，但托卡尔丘克展示了普通现代人没有的对世界神秘且复杂的思考和想象。

“第一夜我做了个静止的梦。”不太像故事的故事就此开始。可能没有哪部长篇小说对梦如此着迷过，这是托卡尔丘克“荣格信徒”身份的最佳例证。对梦的描写、思考乃至罗列，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成为现实的映照。不仅是映照。“我们中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究竟只是梦见自己活着，还是真正活着。”在托卡尔丘克笔下，梦与现实都是现实，也都是梦。哪个更真实？这取决于我们如何感知世界。

与现实（依然包括萦绕在波兰历史记忆中的战争噩梦）共存的，不仅是梦。她还插入了神话、民间传说和寓言。对自然的关注也与《太古》中的同样动人。“假如我不是人，我便会是蘑菇。”对蘑菇与人之间差异的个性化描写，如蘑菇具有“躲开人的视线的本领”，“会生长在死亡了的东西上”，托卡尔丘克再次进入了人类之外的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却又不常被涉足的奇妙领域。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在时间的安排上更自由，对人及其环境的探知也更复杂，神秘主义意味更重。多重元素之间彼此暗示，使碎片式的小说在暗示中凝聚。在这里，托卡尔丘克想面对的几乎是不可捕捉的无限，书的结尾处“我”说：“可以把所有的照片放在一起，像做拼图游戏一样随意拼接……或可借助某个电脑软件程序从所有的照片中拼凑出一个天空。到那时我们就会知道天空究竟是个什么样了。”她想知道的，不仅是某段历史，不仅是书中形形色色怪诞人物的小小人生，而是整片天空。

不过这些书已是托卡尔丘克二十多年前的作品，她在后来作品中又有哪些新冒险，接下来更多中译本的出版将为我们揭露一个更复杂神秘的托卡尔丘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