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逝世50周年 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

2019年10月7日，是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他在德国留学时，就被傅斯年尊称为“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被清华学校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时年仅35岁，又被公认为“教授的教授”。近百年来，他的学术在历史文化领域是“大神”级的存在，他的风骨更是中国读书人的火炬和标杆。

读书种子学术大神

陈寅恪在欧美留学多年，沉心追求学术而非学位，不拿博士装点自己门面，是个自在、自然、自得的“秃头”海归。但大家都佩服他的学问渊博，没有什么人质疑他的学术功底。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礼记·学记》）在德国留学期间，陈寅恪结识傅斯年、赵元任、俞大维、金岳霖、何思源、罗家伦、姚从吾、段锡朋、毛子水、徐志摩等中国众多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

1923年2月，毛子水入柏林大学。夏天，傅斯年也从伦敦大学转入柏林大学，见到毛子水便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

当时留学生的风气都求先博后专，都有很强的求知欲，都有在学术里求创新的雄心，渴望成为一代宗师。陈寅恪常说：“读书须先识字。”他所通“除近世重要文字外，还有希腊、拉丁、梵文、巴理文、中波斯文、突厥文、满文、蒙文、藏文等，供他参考应用的总计不下十六七种。”罗家伦因此称赞，陈寅恪在这批留学生中，“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留学生年轻、单身，荷尔蒙旺盛，不少人在男女关系上玩得过火。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回忆，“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呢。”只有嗜书如命、自律甚严的“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陈寅恪是旷世奇才、史学大师、文化巨匠、思想名家，其学术成就涵盖历史、哲学、语言、宗教、文化、文学等领域。1937年2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称赞：“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1938年7月29日，胡适写信英国剑桥大学，推荐聘陈寅恪为教授时评价，“在我这一辈人当中，他是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之一。”

傅斯年评价道：“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李慎之称陈寅恪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陈寅恪学贯中西，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又是西方主流文化的引进者。吴宓在《空轩诗话》中记载，1919年留学哈佛大学与陈寅恪相识，“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清华西洋文学系1930级学生季羡林，曾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课程，回忆“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季在德国留学11年，又经陈寅恪向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推荐，聘为北大副教授，仅隔一周，就晋升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年仅35岁。

治学严谨名著涌现

陈寅恪治学极为严谨，不仅学术原创，授课也原创，有个极其自信的“四不讲”规矩，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教授慕名前来听课，甘为学生，北大史学系主任郑天挺赞誉陈寅恪是“教授的教授”（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

他是世家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博览群书，却不尽信书，富有批判性思维，主张“不动笔墨不读书”。他习惯阅读时眉批，在空白处记录思想的火花，包括考证、注释、心得等，字极细密、无标点。

可惜抗战期间，他的很多手稿、笔记、著作、藏书毁于战火之中。他右眼已失明，左眼劳累过度即将失明，病贫交加，严重缺乏参考资料，仍然在昏暗的灯光下，撰述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分别于1940年4月和1941年2月完稿。他解释自己如此执着的动机是“国可亡，而史不能灭”。1944年12月，陈寅恪“唐代三稿”的另一名著《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稿。

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在全球汉学界声名远扬，各章节均由资深汉学专家撰写，反映中国史研究的一流水准和最新动向。此书第3卷《隋唐史》给予陈寅恪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肯定陈抗战时出版的两部名著和四五十年代发表的许多论文中，“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主要贡献是对不同的对立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分析”，坦承“此书的每一章节都很得益于陈的研究成果”。（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上卷）》，第一章导言，“制度变化”节）

晚年陈寅恪的封山之作，是为明末清初的烟花女子柳如是立传。自1953年撰述，至1963年完稿，约85万字，耗费宝贵的十年光阴。不少人惋惜以陈寅恪的学问如此“小题大做”不值得。但对他而言，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是要借传修史，“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陈寅恪《赠蒋秉南序》），为这个受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秉笔直书，“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柳如是别传·缘起》），从而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学术宗旨升华到民族信念的高度。

傅斯年、陈寅恪两人都想写部《中国通史》。1947年5月7日，傅斯年列出学术计划，“编一本社会学的刊物，写一部中国通史，并建立‘傅斯年讲坛’”。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中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可惜一位在台湾英年早逝，一位双目失明、在大陆又遇上连续的政治运动，两位史学大师都没有写出来。钱穆写出来了，就是名著《国史大纲》。

陈寅恪扩展了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著作的形式很传统，提出的问题很新颖，考证的思路很现代。常以考古与文献互相释证，以中文与外文互相补正，从原始史料中发掘义理内蕴，甚至以诗证史，开拓新史料、新研究、新观点。

《柳如是别传》就是通过诗文来考证历史的典范，以丰富的史料、精密的考据，凸显陈寅恪史学理念、治史方法、学术精神，浓缩其一生的学养、志趣和感悟。刘梦溪在《陈寅恪的“自由”与“哀伤”》中认为，《柳如是别传》“其价值绝不在一部通史之下”。

共赴国难坚守气节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略的气焰极为嚣张，中华民族已到最危险的时候。与傅斯年坚决抗战、抗战必胜的意志有别，陈寅恪、胡适、张伯苓、蒋介石等对全面抗战的前景曾经悲观。

据吴宓1937年7月14日的日记，“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

尽管对当年国民心性“下愚而上诈”的概括，极为精炼精妙，陈寅恪仍然捐躯赴国难，坚守民族气节，冒着全家生命的风险，多次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他因英德战争滞留香港，经济十分窘迫，长期饥饿，周身乏力，卧床不起。“已不肉食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更有安全风险，陈有三个女儿，“两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陈寅恪《致傅斯年》，1942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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