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忿怒 薛立斋医案《女科撮要

　　既然情志之病，为宋明两代医人看作女人专有疾病，那么对女性身体的注视与观察，在女科医师那里，通常总会集中在女人情绪与性格上，从中观测与理解女性疾病的特质。著名的宫廷医师兼女科专家薛己（号立斋），在他从事医学的16世纪，将女人的忿怒这种强烈的心理情绪与性格，作为女性疾病主题，在他的女科医案记录里反复书写。

　　读《女科撮要》，以及他为南宋医师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做的校注和补订中所叙四百多条医案，总能看到薛氏推原妇人疾病，不是直接来自于忿怒，就是来自忿怒的刺激与引发。中国医学史中，像薛己这样以情绪、心理和状态为女科医学立论，不遑多见。据医史上说，南宋时期兴盛起来的浙江萧山竹林寺女科医学，在中国南方医坛影响巨大，传承深远，却也没有看到那些著名医僧们，如何分析女性疾病的心理与因素。那么，薛己为什么如此有把握从女人的忿怒中，确定他对女性疾病的病理解释呢？

　　先从身体认知上说，《内经》时代，女人的阴性特质虽被指出，未及受到足够重视，直至宋代，随着儒学知识对于医学经典解释的深入，研究女性疾病的医师进一步发现，女人以其血液特质，显示了她们与男性身体构成与能量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性的解释，为医学观看女性提供了单独的视度，由此女人被医学界定为男人之外的另一种人。而当时富有专业任务的宫廷医师们，因此也根据临床需要，在医学上单独分出了女科。16世纪，来自苏州的青年医师薛己，供职南京太医院，从普通御医做到太医院使。长期对女性疾病的观察，使他能够直接承继南宋医师陈自明对于女性疾病的解释理论，但显然薛己有自己的观点和方法，他在陈自明女人“以血为主”基础上，引进朱震亨“阴常不足”的身体知识，作为对女性血液功能经常受到损耗的内在机制加以申发，从而为女性疾病的判断建立了更为细致可靠的依据。这样，女人的忿怒，就作为与“阴”相对，并且主要耗散阴的血液的一种负能量——无根虚火，被薛己优先运用到对女人各类疾病的观察与解读上。

　　《女科撮要》第二十四案，薛己记一女性病人因怒造成血液伤损，因此多次出现疾病，作者采用补阴益阳的方法，屡病屡治：

　　“一妇人性善怒，产后唇肿内热，用清热败毒，唇口肿胀，日晡热甚，月水不调；用降火化痰，食少作哎，大便不实，唇出血水；用理气消导，胸膈痞满，不清，唇肿经闭；用清胃行血，肢体倦怠，发热烦躁，涎水涌出，欲用通经之剂。余曰︰病本七情，肝脾亏损，数行攻伐，元气益虚故耳，法当补阴益阳。遂以加味归脾汤、加味逍遥散、补中益气汤，如法调治，元气渐复，唇疮亦愈。后因怒，寒热耳痛，胸膈胀闷，唇肿甚，此是怒动肝火而血伤，遂用四物合小柴胡加山栀顿愈。后又怒，胁乳作胀，肚腹作痛，酸涎，饮食不入，小水不利，此是怒动肝木克脾土，乃用补脾气、养脾血而愈。又因怒气，饮食失时，发热喘渴，体倦不食，去血如崩，唇肿炽甚，此是肝经有火，脾经气虚，遂用补中益气加炒黑山栀、芍药、丹皮而愈。此症每见，但治其疮，不固其本，而死者多矣。”

　　从薛己这一医案中，我们看到薛己对女性因怒而产生的疾病有种求本探源式的认识，但与其说这是建立在医理基础上对女性身体的，不如说是对女性人群的社会人类学一个特殊的身体解析。忿怒的女人，在薛己这里，不以单独的个体形象出现，而是以群体性形像占据了16世纪的医学视域。中国医学史中，太医身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医术高明，皇室的委托，而是在医学领域形成一种为女性病人高度信任的传统。薛己同时代的文学作品《》，是那个时代的都市小说，里面女主角李瓶儿生病，也必要延请太医来治疗。如我们对薛己职业生涯所了解的，他在南京太医院二十四年，其医学对象中的女性，多为上层贵族妇女，即他所谓“膏粱之妇”，薛氏所见这个阶层的女人，“善怒”已然为她们的常态，推测她们“礼法之家”的日常生活，压抑幽郁积成的忿怒，常常与她们养尊处优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凸显出她们身体所招致的内在紧张与压力。接下来数十年，太医薛己回到苏州，在这个16世纪中国南方生活最富有的城市，他所看到的民间社会亦如此前所见是“常常”的女人。只是产生忿怒的原因以及忿怒的程度或许有所区别，比如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所需承担的劳作，都有可能使她们长期处在不平、烦恼与怨恨当中，虽处身市井，亦缺日常的快乐与幸福。这种外在于女性身体的生活之重，常导致女性怒发疾起。实际上，人们很难看到16世纪中国女性的表达，薛己的女科医案记录，在此却有历史还原的意义，通过忿怒的医学描写，让我们有机会听到这一时代女性社会痛苦的声音，从而可以解读历史深处中国女性的现实生活感受，和来自她们身体的情感状态。

　　将忿怒解释为不可见的女性疾病之因，是按照中国医学关于身体知识的统一结构来转换的。且不论易于忿怒的女性身体，是阴弱的体质决定的，还是受男性的过度造成的，在这里医学与社会的重合，再次了人的情感行为与疾病的亲缘关系。具体到女性，医师薛己对这些为忿怒所占据的身体，进行了细致观察：肿胀，唇口紫黑，胸腹痞闷，头晕，痰喘气急，耳痛，乳肿，，月经淋漓，形体瘦倦。然而，所有这些在触视范围内的证候，却仍然不能读解女性阴柔的身体事实，因此，忿怒以它想象性的语言方式，对女性身体的不可知的“阴性”做出了决断的知识总结。于是，女科医师薛己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社会人类学家，成为那一时期对女性社会最富有经验的人。同时，他——像前现代中国医学历史中绝大部分男性女科医生一样，也利用这种经验有效地代替了在女性身体上直接触摸（叩诊）和聆听（听诊），从而避免了和。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为什么16世纪的中国女科医学，重视的不是技术和科学，而是重视身体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一个由阴性构成的身体，以及这个属于阴性的群体，忿怒无如点燃各种疾病的火种，或者就是疾病之火本身。薛己既已一再判明：怒动肝火，血热妄行，为女性共有疾病，我们对女人的忿怒，就不仅需要更多同情与理解，还需要更多社会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