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女权主义者错在哪里？

　　近年来，女权主义逐渐成为中国公共领域中的重要话语之一。和女权主义者一样，我也性别平等的原则，可对她们的某些论调实难苟同。我知道女权主义内部存在分歧，有些主张女权的人并不希望自己被称为女权主义者。出于方便和习惯，我仍使用“女权主义”一词笼统地概括本文所的观点和主张。考虑到大部分女权主义者，尤其是国内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女性，我一律用“她们“指代女权主义者，希望身为男性的女权主义者不要介意。

　　据英国学者弗里德曼（Jane Freedman）考证，1872年法国作家小仲马首先在意义上使用了“女权主义”一词，它被用来描述女人的男性化。早在1927年，社会学家潘光旦如此描述了当时的女权：“有少数女子，和大多数普通的女子不同，她有许多不像女子的品性，或是情感薄弱，不想嫁人；或是女性薄弱，不想生子，同时她也许不无相当的文学天才，或艺术天才，甚至有些少组织和调度的能力。”今天的某些女权主义者也确实给人以男性化或女性气质较弱的印象。

　　在当代中国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中，我们不难找到这样的。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艾晓明教授在女权界赫赫有名，她的一篇专访标题便是《我大概勉强可以归为女人》。大学中文系的戴锦华教授是另一个范例，她在年轻时就被学生起了个外号“戴爷”。几年前我慕名到北大旁听戴老师讲课，她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堪称”魅力教师”。只是有一点，她将斯大林的卒年说成了1956年。课间休息时，我去跟她说应该是1953年。戴锦华点了点头，便继续抽她的烟了。

　　相对于核查数据和事实的准确性，戴锦华更有兴趣解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学风可能造成了她论述中的硬伤。为了“妇女回家论”，戴锦华在一篇中举出反例：“……研究发现，一个1-5岁孩子的母亲，是世界上率最高的人群；抱着一个婴儿的母亲，在一位美国女性社会心理学家的描述中，是一种‘社会人’。她时刻都有可能濒临崩溃，但大家根本不看她、不关心她。”

　　且不说日常生活中有多少家人和朋友关心婴幼儿的母亲，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女性的率，就会发现戴锦华所言不实 。统计局在官网上公布了2010-2014年该国的女性率数据。由于每年的率略有变动，我计算了各年龄段女性在这五年的平均率。随年龄增高的趋势很明显：女性在育龄期间（20-39岁）的率基本保持在每十万人中6-6.5人，40岁以后上升到7.5-8.6人，50岁后达到峰值9.2-9.4人，60岁后又逐渐降至3-4人的水平。也就是说，率最高的女性群体并非带孩子的妇女，而是更年期女性。

　　读者也许会说，是个富足平静的国家，热闹躁动的美国不见得如此。据2016年CNN的一篇报道，在美国所有成年女性中，45-64岁的中老年妇女率最高，从1999年的每十万人6人升至2014年的9.8人 。另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组数据，在中国率较高的1999年，65-74岁年龄段的老年女性率为每十万人39.2人，远高于25-34岁育龄妇女的18.3人。我很好奇戴锦华老师引述了哪项研究，能得出婴幼儿母亲率最高的结论。

　　在另一次中，戴锦华谈到了女性移民：“……不带，就不难发现，在全球移民的事实当中，女性‘暧昧’的社会，使她们成为流动中文份的不确定者、可变因素；同时女性群体仍是最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处于最的剥削深处。”

　　这里带有的正是戴锦华本人，她将女性移民都想象成了低技能的打工妹。其实早在2000年，前往发达国家的技术移民就有一半属于女性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移外的高学历女性比男性数量还多 。根据劳工研究所纳贾德（Maryam Nejad）的研究，在女性最少的国家，她们很少有机会迁移；而制度略有改善后，很多女性就会利用迁徙，搬到性别平等做得更好的地区或国家。移民机会正是女性所享有的之一，籍此她们才可以逃离 “最的剥削深处”。

　　在1995年《读书》发表的一篇短文中，今天著名的公共知识李银河率先在中国了“性别本质主义”。她将性别本质主义看作“一种把两性及其特征截然两分的观点, 它把女性特征归纳为的、非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 把男性特征归纳为的、的、勇猛的、富于性的、的、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辨的; 并且认为, 这些两分的性别特征是与生俱来的。”

　　李银河以重感情为例，强调这只是个体差异，而非群体差异：“人类中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感情; 但是前者不一定是女人, 后者亦不一定是男人。换言之, 有些男人是重感情的,也有些女人是不重感情的。把重感情当作女性整体的特征是错误的; 而把它当成是天生如此更是本质主义的。”她于是表明立场：“在性别问题上, 我最赞赏后现代女权主义的非本质主义观点, 这种观点强调男女这两种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建造一个两性特质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间色的色谱体系。”

　　李银河的观点不难理解，也符合我们的常识。人类的个体属性千姿百态，男人中有很女性化的“伪娘”，女人中也有很男性化的“女汉子”。问题在于，李银河进而否认男人总体和女人总体之间存在任何内在差别。用统计学的话来说，她只承认组内差异，不承认组间差异。我们都知道有些男人个头矮，有些女人个头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男人总体而言比女人个头高。身材高大通常被认为是男性特征之一，以至于个头高的女人会产生性别认同问题。戴锦华在一次活动中就坦言：“每次有人问我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我都是特别朴素地回答，就是因为我长太高了。”

　　既然男女在外表上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他们在情感和思维上为何就不能存在此类差异？李银河说：“没有实验的可以证明, 女性更愿意依赖男性或比男性更重感情。”她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应当是：“有没有实验表明，女性和男性同样依赖对方或重感情？”根据日常经验我们也清楚，在挑选未来婚姻伴侣时，女性比男性更看重对方的经济条件，甚至收入高的女性也是如此。女权主义者对这类差异的答复很简单——这是两性社会化的结果，男人和女人分别被教育成那样了，他们出生时只有一些生理差别。语风尖刻的艾晓明在一次中说：“男性的优势地位其实并不是因为别的，而仅仅是因为的存在。”

　　至少其他女性学者承认，男性除了“那话儿”，还搞出点值得人类骄傲的文明。在《女性与哲学》一文中，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首先讲出一个明显的事实：“翻开哲学史，女性哲学家实在是太少了，连凤毛麟角也谈不上。”她随即以充满理论自信的口气解释道：“女性从根本上被了接受教育的。显然，哲学活动只在那些会读写的人中进行。”“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女性完全被排除在这样的活动之外，不具有哲学活动所要求的宽裕，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我完全相信这一事实——女性在东历史上长期被了受教育的。可我们还知道，有少数女性幸运地成为“会读写的人”，否则文学史上不会留下李清照和勃朗特姐妹的芳名，她们为何没有成为哲学家？因为她们“完全被排除在这样的活动之外”。看来，哲学思考就像桥牌俱乐部，如果男性哲学家不带女人玩，她们是不能思考的。还因为她们“不具有哲学活动所要求的宽裕”，可为什么斯宾诺莎，一个被出境，靠磨眼镜片维生的隐士，能够在哲学史上留名？为什么葛兰西，一个出身贫寒，疾病缠身的可怜人，能够在十年期间写出三十多本札记，为哲学做出重大贡献？

　　我并不是要否定社会化理论，只是认为它还不能完全解释哲学和科学领域的两性差异。戴锦华曾设问：“只有在那一天我们才能回答生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两性差异，哪一天？就是当文化的、性的、歧视性的表述被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的生理结构所决定。”基于同样的理由，在那一天没有到来之前，女权主义者又怎么能确定两性差异完全是由社会化导致的？崔卫平老师说“真正的哲学活动是谦卑的”。那么，在谜底揭开之前，她是否也应该在科学面前保持谦卑？

　　顺便说一句，在几乎所有国家，男性的率均高于女性，他们的预期寿命均低于女性。我将这个问题留给女权主义者思考——这两个指标上的性别差异，是由于男女之间本质不同，还是由于性别的社会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