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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再出发:来粤创业连开多家公司,成功落地扶持后来者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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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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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编者按:

40年砥砺奋进,深圳从边陲小镇成长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大都市,香港见证并参与了这段历程。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持续推进,香港在回归祖国23周年之际,也迎来了有如“定海神针”的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开启历史性新节点。香港,正迎来扬帆再出发的最佳契机。

即日起,我们开设“香港扬帆再出发”专题报道,专访香港各界人士,畅谈港深及粤港合作的无限可能,并展望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当中的发展前景。

编者按:

40年砥砺奋进,深圳从边陲小镇成长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大都市,香港见证并参与了这段历程。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持续推进,香港在回归祖国23周年之际,也迎来了有如“定海神针”的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开启历史性新节点。香港,正迎来扬帆再出发的最佳契机。

即日起,我们开设“香港扬帆再出发”专题报道,专访香港各界人士,畅谈港深及粤港合作的无限可能,并展望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当中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越来越多香港年轻人将目光投向粤港澳大湾区,他们一边在竞争激烈、成本高昂的本土市场里生存,一边不断寻找另一种可能。

过去一年,香港经历了“修例风波”,接连的暴力行为将经济与社会秩序卷入下行车道,第三波新冠疫情又将失业率推至16年来的高位。

近日,南都记者对话三名近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他们中有人在出发时被认定会铩羽而归却成功开了多家公司,有人已经成功落地并开始扶持后来者,还有人在北方工作一段时间后,最近才选择到大湾区创业,以亲身经验告诉香港年轻人,一犹豫,时代机遇就过去了。

出发

陈贤翰自2012年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就在香港创办了建筑设计工作室。公司的业务看似稳定,但他总觉得,平静中潜藏着巨大危机。他对南都记者表示,“香港的市场实在太小了,我很难有一个突破的机会。五年十年后,(业务量)也必定不会大到哪里去。”

陈贤翰。南都记者 钟锐钧 摄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消息频频占据他的视野,昭示着一个黄金机会,“我就慢慢开始去了解内地的文化和市场。香港青年创业者在能力上、专业态度上,都有非常大的竞争力,而内地的市场之大,城市发展的潜力,是我在香港一辈子永远无法想像的。”

他决定去走一趟,看清楚。

也是在2018年,在香港一家IT公司任高管的邓文俊提交了辞呈。他随即在香港创办一家增强现实(AR)技术公司,公司在半年内迅速实现盈利,但他也认为这样的模式难以持续,“在香港创业的阻力好大,成本太高,空间太小,很容易几个大企业就垄断了市场。”

在亲人不解的目光里,邓文俊收拾行李,暂时放下香港的业务,花费两个月探访广州、珠海、深圳、佛山、惠州、东莞、中山和肇庆八个城市。他看遍各城市的高新区,最后选择在东莞扎根,“我看到大湾区是实实在在有商机的。”

他说要把创业重心转移到东莞的时候,遭到身边几乎所有朋友的反对。大家认为,他既不熟悉内地营商环境和法规,也没有人脉网络,不出两三个月,肯定会打道回府。

包括邓文俊本人也没能想到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顺畅程度。2019年4月,他在东莞正式创办公司,仅4个月后,又在珠海成立了一家。他本来还计划到其他城市再开一个分公司,由于疫情原因暂缓。

落地

邓文俊向南都记者列举他选择创业地点时考虑的五个方面:成本、交通、居住、人才、竞争的饱和程度,以及当地的政策扶持。“我觉得广州、深圳和东莞都比较适合创科,综合成本和风险来看,似乎东莞都会低一点。“

他表示,相比香港,在东莞程序员的人力成本近乎折半,同样120平米的办公室,在香港要交3万元租金,在东莞还不到1万元。综合各种因素算下来,同样的投入,他在东莞创业的收益比在香港可以高5到6倍。因此,选择在东莞研发,在香港销售,自然有利于最大化竞争优势。

邓文俊的公司入驻的是东莞松山湖港澳青年创业基地,这样的基地旨在帮助初创企业融入当地,在税制、法律、优惠政策的申报上提供帮助。“大湾区整体的优惠政策我觉得很足够,有落地的补贴、租金的支持,住宿交通的津贴,对于初创企业来说是挺优厚的。”

今年8月,邓文俊在珠海成立了他在内地的第二家公司,选址中山大学的珠海分校附近,方便吸纳人才。

建筑设计行业的陈贤翰则看中了广州的历史底蕴。他向南都记者表示,2018年1月,他在广州市天河区委统战部和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的帮助下,成立了办公室,正式在大湾区再创业。

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总部。

接到的第一个项目的体量就让陈贤翰吃了一惊,那是他从前接的项目的五到六倍。“每一个项目都比香港大非常非常多。短短的三个月内,我在内地的业绩已经追过了以前一年的业绩。”

2005年就到了广东汕头澄海创业的香港人谢蔚霖则感叹,现在的香港年轻人“上来”时,已经免却了他十多年前要兜的圈子。

谢蔚霖表示,他以前在内地乘飞机高铁时,由于手持“回乡卡”,基本与自动化服务无缘,“一定要早一个半小时在高铁站排队人工拿票。”没有内地身份证和户口本,几乎每次到银行柜台前都要等职员花一两个小时完成操作,需要找人帮开电话卡,也一度卡在了支付宝和微信的实名认证上。

他表示,直到2018年,终于等到广东省启动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受理工作,“现在去办任何公务,可以享受跟内地同胞一样的高效率。”以上的困扰,对于现在的创业者而言已不再是问题。

摸索

2019年底,香港青年郑子涵结束了北京的工作,搬到深圳前海。她想要在离家人近一点的地方,思考接下来的人生方向。

郑子涵。

内地第一次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是在大约五年前。郑子涵向南都记者表示,2015年,她在一家香港公司负责市场推广时,作为为数不多会讲普通话的员工,自告奋勇出差到上海参展。环顾人声鼎沸的ChinaJoy会场,她心想:“公司为什么不早点进来(内地市场)?”

她随后慢慢接触到了内地业务,结交各地的朋友,探访一个个城市乃至乡村。同一国度里人们生活的千姿百态,让她好奇又着迷。

2020年春,郑子涵在深圳遇上了新冠疫情暴发。“当时深圳也不是不能出门。但整个街市没有人,没有车,大家的自律性令我真的觉得好震撼。”超市里一直齐全的商品,给她以安全感。

疫情期间,她养了一只猫与自己作伴,并从此留意起了近年来稳步增长的宠物经济。她看到短视频平台上,一只网红猫的粉丝数字可以达到千万级。她凭借多年的市场营销经验进行调研和推算后,产生了创业的想法。“人口红利加互联网渠道加原材料的供应,是活在内地市场最大的幸福。”

今年夏天,27岁的郑子涵和她的创业伙伴郭小瑜来到东莞,开始筹备一个选址市中心的宠物体验店。她表示,进展十分顺畅,体验店将在11月底开张。她们计划以此为据点产出内容,打造品牌,慢慢拓展至其他城市,随后推出产品。

在香港,近年来不少年轻人开始着眼于内地的发展空间,在本土经济受到“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的连番打击之后尤为如此。在汕头玩具行业摸爬滚打十几年的谢蔚霖向南都记者表示,公司今年外销的订单量下跌了25%,他果断转向内销,在10月第一次参加面向国内市场的上海玩具展。

在香港感知到的水温变化只会更明显。谢蔚霖表示,他有很多一直待在香港的朋友“现在开始说,可能真的要想一下发展的问题了。差不多是时候要快点去大湾区了。”

寄语

曾经被朋友和前辈预言到广东创业熬不过三个月的邓文俊,“深信大湾区是一个好的机遇,去了东莞投资,发现真的好,然后又去了珠海。”他表示,曾经不相信大湾区机遇的朋友,现在有不少绝对是想到内地摸索的,“我(的创业经历)在我朋友的心中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

邓文俊。

他表示,有些港人“不是不想(抓住机会),只是缺乏这一方面的认知。”他建议,特区政府可以提供更多大湾区创业的相关课程和支持。至于香港年轻人,“不要先入为主地否定这种可能性,至少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解摸索。”

32岁的陈贤翰表示,在他初来乍到之时,天河区委统战部和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所做的工作,“让我们这些一心想在大湾区发展的年轻人可以安稳、放心地去发展。”

两年多前,他在创业之初,接受了包括创业办公室、创业孵化配套、生活配套、融入社交圈等等帮助。现在,陈贤翰作为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的副主任,为新抵达的创业者对接扶持资源,也希望他们像曾经的自己那样,能够安心让项目落地生长。

郑子涵向南都记者表示,这两年,她看到更多香港年轻人产生了到内地发展的想法,同时也有所顾虑。

但她认为,在大湾区的很多地方,不用担心水土不服。而且不一定只能创业,进入公司工作也能打开一扇窗。“我觉得面对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不要去害怕,如果你想太久太多了,这个时代就过去了,你也老了。”

专题策划:王佳 统筹:向雪妮 采写:南都记者 林子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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