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钢琴诗人”傅聪：得父亲傅雷精心养育，醉心肖邦有大成

北京时间12月29日凌晨，国外突然传来噩耗，86岁的华裔钢琴大师傅聪因感染新冠肺炎，在英国不治去世。对乐迷及音乐界的后辈来说，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偏偏发生了，就在1天前，其关门弟子之一、旅美钢琴家童心还对南都记者说，尽管老师的身体较为虚弱，但病情尚算平稳，“需要吸氧，但没有上呼吸机。”傅聪的妻子、钢琴家卓一龙也在英国感染了新冠肺炎，经过积极的治疗已基本康复，这让大家对傅聪的病情，一度抱有乐观的期待。

大多数中国人知道傅聪的名字，是因为流传广泛、感人至深的《傅雷家书》。这是著名翻译家、艺术理论家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写给挚爱长子傅聪的书信，夫妇二人去世后，由小儿子傅敏整理、编选成书。著名作家叶永烈生前曾这样评价：“《傅雷家书》是一部很特殊的书。它是傅雷思想的折光，甚至可以说是傅雷毕生最重要的著作。”

而在跨越12年的通信中，最初那个凡事“领命而行”的青年，逐渐长成了可与父辈平等对话的艺术新秀，有了毕生为之奉献的钢琴事业。几十年之后，傅聪取得大成，跻身当代最伟大的钢琴演奏家之列。

谁都不愿相信，这位一生传奇的艺术巨匠，竟会在“悠然见南山”的晚景，被新冠肺炎夺去生命。波兰肖邦研究学会（NIFC）在悼词中称，“他的离开意味着关闭了一张极为重要的通往肖邦的通行卡”；但正如中国钢琴家李云迪所言，“古典音乐是永恒的”。他用学养和乐思创造的辉煌艺术世界，将永存于人间。

傅聪。

“独一无二”的家庭教育

“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1954年，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这样写道。

1934年3月10日，傅聪出生在上海的巴黎新村。他是傅雷、朱梅馥的大儿子，从小便得到了父亲“无微不至的教导”（朱梅馥语）；家庭中的艺术气氛、与各界朋友来往的习惯，也无疑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助益。傅雷曾在《傅聪的成长》一文中记述，“孩子从七八岁起专爱躲在客厅门后窃听大人谈话，挥之不去，去而复来……他私下偷看了我的藏书，不到十五岁已经醉心于浪漫底克文艺，把南唐后主的词偷偷的背给他弟弟听了。”

傅聪（右一）与傅雷（右二）在书房。

傅雷曾有意引导傅聪向挚友黄宾虹习画，然而很快就发现他无意于此，却对音乐展现出不同寻常的热爱。傅聪三四岁时，只要家里的收音机或老式唱机播放古典音乐，他都安安静静地听，时间久了也不吵闹或是打瞌睡。傅雷心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都受用不尽。”因此在傅聪七岁半、上小学四年级时，开始让他学习钢琴。入门导师之一，是旅居中国的意大利音乐家、李斯特再传弟子梅帕器（Marco Paci）。

傅聪在钢琴学习上进步很快。做父亲的认为“不能不减轻他的负担”，便把傅聪“从小学撤回”，至14岁之前，一直接受家庭教育。英文和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则主要由父亲实施，从先秦诸子、二十四史等经典中摘选材料，辅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的散文，亲笔誊抄，为儿子编写独一份的“课本”。年少的傅聪对音乐饱含热忱，却也不免倦怠。每当此时，身为法国文学译者的傅雷就对他讲起贝多芬、莫扎特等世界钢琴大师的人生传记。

梅帕器去世后，有一段时间，傅聪因找不到合适的继任教师，无法再系统地学习钢琴。父亲认为“一个不上不下的空头艺术家最要不得”，要他改受正规教育。1950年，傅聪以同等学力考入云南大学外文系，然而只堪堪度过了一个学年，他便只身回到上海，投入前苏联女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门下。正是那时，严格的傅雷才确信，自己的大儿子可以专攻音乐，“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

1952年2月，18岁的傅聪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在兰心剧场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公演舞台，从此，真正开始了他的钢琴演奏事业。

走向世界的“钢琴诗人”

1953年夏天，傅聪随中国青年艺术代表团远赴罗马尼亚，参加第4届国际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并取得了钢琴比赛三等奖，初出茅庐便崭露头角；同年，他随团来到波兰做访问演出，深受波兰专家的赏识。在波兰政府的力邀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之下，1954年，傅聪正式来到波兰，追随著名钢琴家和钢琴教授杰维茨基（Zbigniew Drzewiecki）学习，准备次年在华沙举行的第5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每天长达8小时的练习，让他不得不给十根手指都包上橡皮膏，但傅聪认为，自己技术根基差，开始准备的时间又太迟，必须加倍用功。“他们对我期望非常高，我决不能辜负他们，而且也是自己和国家的体面。”

1954年，傅聪在华沙为次年的肖邦钢琴比赛做准备。

五年一届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钢琴赛事之一。傅雷在文章中回忆，1955年的那届大赛，来自世界各国的74名选手中，就以儿子傅聪的资历“最贫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