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训整顿风暴之下： 机构静待靴子落地，家长难解忧

暑期将至，教培机构却噤若寒蝉。

“年初是休克装死，现在是断臂求生，都不知道下一步打哪。”在某辅导机构工作快一年半的助教老师张明告诉，自己是在去年6月在线教育疯狂人海战时被高薪吸引而来，今年3月听到监管消息之初还以为可以喘一口气，现在却只剩迷茫，“不知道下一个解散的是不是我这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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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管升级，资本离场

和张明同样不安的是整个教培行业。自全国“两会”上教育话题频上热搜、“双减”意见出台以来，一场针对校外教培行业的整顿风暴汹涌而来，时至今日并无减缓之意。

五月开始，监管层进一步收紧。先是北京海淀市场监管管理局发布《教育培训行业广告发布重点内容提示书》，首次对教育培训行业的广告投放制定出标准；而后，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保监局四部门联合发布《北京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学费及存管作出明确要求。再加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教委对几个课外培训机构违规行为的不断“敲打”，针对校外行业的强监管逐渐成型。

在15家校外培训机构因虚假广告等原因被处以罚款3650万元之后，市场又迎来了监管主体的“升级”。6月15日，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主要负责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培管理工作，拟订校外教培规范管理政策。

这也被视为一个有力信号——依赖行政处罚的运动式监管后退，常规化事前监管体系逐步走上前台。“在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前，教培行业长期面临教育部门和工商部门的共同监管，遇事互相推诿也是常事。”一位教育行业人士表示，此前，关联校外教培机构管理的机构主要为基础教育司下的校外教育与培训监管处，以及发展规划司下的民办教育处，此次从“处级”上升到“司级”，释放出监管主体和监管工作明显升级的信号。

“如果能确定合理、清晰的教育备案审查制度，对培训内容、培训时间、人员资质、收费监管等相关标准进行细化，对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毕竟有标准可依总比摸石头过河可靠。”西南地区一家培训机构分校负责人郑学敏预测道。

但资本却仍没停下离场的脚步。随着新未成年保护法实施、教培行业监管政策不断出台、裁员不断等利空消息不断释出，教育领域中概股接续下挫。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消息一出，教育培训股立即出现新一轮的跳水。截止到6月17日凌晨，教育股龙头企业好未来每股收盘报收于23.97美元，单日暴跌16%；新东方每股收益报收于8.37美元，单日跌去12%；。

随着监管收紧，好未来等企业股价走向滑铁卢（图片：东方财富）

今年一季度，教育中概股就曾遭到机构大笔减持或清仓。高瓴资本直接清仓好未来和一起教育；老虎环球基金同期清仓相关投资项目；景林资本则已减持77.6%的好未来持有数。

“这在2020年还是不可置信的事情，”一位关注教育行业的投资者表示，去年全年有超过500亿元的资金流入K12在线教育行业，“占了全球教育投资的80%”，这个数字是2019年的五倍还多，超过了行业前十年的融资总和。

据艾瑞咨询数据，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市场规模2573亿元，过去4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达34.5%。有券商乐观预计，这个行业的市场规模在2025年将达到8000亿元。

谁也没想到狂欢戛然而止。

“主要是‘双减’细则没有落地，大家都在观望，看谁能保持规模活下来。”西南证券教育行业研究员商瑞琪分析，由于市场普遍预计双减新规细则会在今年暑假前推出，而在此之前监管、企业和资本的动作无一不预告了“双减”的严厉程度，政策落地后校外培训市场可能将面临巨大萎缩，“一些机构提前减持抛售，等待利空出尽、低点再杀入也是非常合理的。也有可能随着政策落地、行业合规化，中小机构将快速出清，头部机构仍然利好。”

此次监管将线上线下一同纳入监管范围中，但显然狂奔的线上教育反弹也更大。值得注意的是，高瓴资本今年一季度持仓报告显示，其在一季度重新建仓了新东方7.88万股，买入均价12.2美元。外界猜测，在线教育行业历经严格监管后，新的头部企业可能将在拥有线下优势的公司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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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长不甘躺平

之所以市场仍对教培行业抱有希望，离不开每个中国家庭对教育的慷慨投资。

《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的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在百姓面临的各种家庭困难中，“子女教育”排在第三位，占比36.19%，达到了过去5年来的最高点。根据前程无忧发布的《2019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在7090个样本中，接近4成的受访家庭认为，在子女2—7岁开始进行校外教育比较合适，而78.3%比例的家长表示，已经准备好为孩子的成功牺牲个人生活。在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自孩子出生甚至出生之前就开始进行“军备竞赛”的家庭，“鸡娃”也成为“虎妈”之后另一个中国式教育标签。

事实上，这场风暴并不是监管第一次对校外教育机构开刀；期望约束资本来左右校外培训机构、减少家庭教育压力一直是一场多方参与的持久博弈。

北京海淀区一位三年级孩子的家长沈敏告诉，虽然政府一直在推广摇号入学，也关停了一些教育机构，但只要是能争取的地方，大家该卷还是会卷，“尤其是北京”。

疫情前的“宇宙补习中心”北京海淀区黄庄，地铁站方圆500米内有105家补习机构扎堆，周边有超30所高校驻扎，一直是北京教育风向标。孩子们的时间被塞得满满：有的三岁开始补习，下午三点放学，晚上十点睡觉，中间七个小时，起码有四个小时在学习。

疫情前的黄庄充斥着学生和各路“名师”

为什么北京的家长要未雨绸缪到将幼升小作为主战场，除了优质教育资源超额竞争外，家长的经历也深深影响着孩子的选择。选择“鸡娃”的父母画像可以窥探出共同点：非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凭借应试体系考入好大学，然后留京买房、结婚生子，虽进入中产行列，但积累的资源又不足以让孩子躺赢。这些家长大多成功通过教育竞争从同辈人中胜出，成功完成阶层上升的经历，无疑是他们“鸡娃”参与激烈教育竞争的一大动力，甚至是根本原因。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在调研后表示，中国民众受教育的机会一直在增加，但文凭贬值、精英教育思维固化等，都在强化家长希望通过教育让下一代成为“人上人”的观念，更多的家长选择抢跑——把高考的压力分散到每个教育阶段，力争上游。“家长和全社会都被拖入这场疯狂游戏。人们或许能看清问题，却不大能对抗集体表象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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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早在2010年，“减负”就在官方文件中出现，彼时，监管的主要目标放在了公立学校内部的恶性竞争，强调学校在学业的各个阶段的减负责任，要求学校减少作业量和考试次数，不得增加课时或提高难度。这也给校外培训的发展埋下伏笔。

根据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首次超过8000亿元，参加课外辅导学生规模超过1.37亿。

教培行业进入上升期之际，监管缺失也暴露了很多行业问题。机构乱收费、虚假宣传等问题逐渐引发关注，因此，教育部开始严查校外培训办学资质规范行业发展，直至2018年进入“最严”整改，减负的口号喊到了校外培训机构。

“减负”从校内走向校外。图片来源：企查查

夹杂在校内“减负”和课外补习的大潮中，不同家庭的利益诉求也出现了分化。同年，《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教育减负，一场寒门的灾难》等文章广为流传，甚至有持“减负有害论”这一观点的家长直接向有关部门投诉“减负”政策。

对于沈敏这样希望孩子早早上岸（通常指通过名校初中点招入学）而大量补课的家长们来说，“减负”只适用于“跟自己孩子不同赛道的孩子们”。沈敏告诉记者，校内教育体系“减负”，但实际考核难度并未降低，“一所普通小学三年级的日常教学虽然不会超纲，但考试内容一定会增加高年级知识点。学校老师也会默认孩子是‘卷’过了，如果不想让孩子落后只能跟上”。

这也导致了一个怪象：学校教育“减负”多年，却变相加重了家庭的教育负担和经济负担。“在不少地方，只是把课内、校内的学习负担转移到了课外。家长陪孩子上辅导班平均每周六小时，一年平均费用1.2万元，最高达30万元。”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在研究中发现，这种竞争焦虑已经慢慢扩散到了低线城市。

在河南某四、五线城市，甚至已经出现了以中高考提分为目标的校外全日制教育机构。“初二下半学期就出来开始上小班课，中考再回学校考。”当地的老师告诉记者，这种小班课一学期至少需要三万元，相比于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27540元的水平来说，已然成为“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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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外教育仍是家长"刚需”

为了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国家层面的教育投入一直没有减少。以教育经费为例，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快报》显示，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3014亿元，比上年增长5.65%；其中，中小学教育经费总计超过3万亿元，占总经费6成。2012年至今，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已连续七年保持在4%以上，但即便如此，家长们依然需要付出巨资购买教培服务。

由于家庭条件差异，不同的学生在不同阶段获取的校外助力也相差甚远，这种新的教育不公很容易被归结于线上教育机构的刻意营销。教育部及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年初曾表示，一些线上教培机构过于逐利，“铺天盖地的做广告，营造出人人要补习的氛围，加重了家长的焦虑”。

当然，在贩卖焦虑方面确实少不了教育机构的身影。

为了提升获客率，让收入规模配得上高涨的估值，续课率成了压在每个员工身上的重担。张明入职前，HR只说辅导老师岗位负责在学生上完直播大班课后的服务工作，包括维护班级群，负责学生课后答疑、批改作业、向家长反馈、完成续课续费等任务。但实际上她不仅要陪伴学生学习，保证学习效果，还要兼顾运营、促进学生续费等工作，其个人绩效考核标准也与到课率、作业提交率、续课率挂钩。

“人的耐心都是有限的，没法一下应付这么多家长和学生，所以每天只有精力用话术稳定家长。”张明透露，这些话术也是机构老师们集体想出来、写下来，再统一背给所有家长，“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在去年，互联网以高投入换规模的黄金定律也起了作用。2020年上半年，几大头部K12在线教育机构招生增速普遍超过100%，学而思网校、作业帮、跟谁学、网易有道在2020年春季的招生数分别为200万以上、120万以上、64.7万、15.3万人次，实现了收入和流水的高速增长。

但归根究底，“有需求才有市场”，教培行业大热的根源仍是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

在北京、上海着力推动义务教育“均衡” 的当下，当地政府祭出了包括“校额到校（优质高中名额均分到初中）”“随机派位（即传统摇号派位）”“公民统招（公办、民办高中同时招生）”等一系列措施，力求将有限的优质资源平均化，但仍然治标不治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为了避免孩子被分到“菜中”依然会使出浑身解数送孩子进入名校，学区房择校热难抑制就是表现之一。

海淀区房管局多次打击炒作学区房的中介公司，重申多校划片方式入学政策

“家长的焦虑和压力在多年减负下难言实质减少，问题很清楚还是在最终选拔标准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牛楠森认为，虽然近年来中国高考改革不断推进，从考试内容到考试形式都不断创新，但应试的指挥棒并未从根本上松动。

“义务教育阶段，虽然入口不完全是应试，但出口还有很大比例靠应试。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竞争是必然策略。”牛楠森表示，只要高考这一出口没有根本改变，应试压力只会向下层层传导，从高考推到中考，再从中考推到小升初，从小升初推到幼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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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素质教育迎来高光时刻？

处在风口浪尖的K12赛道教培机构，比家长更期待靴子早点落下。“现在虽然裁员，但是稳住家长仍然是首要的任务。”依然在职的某校第二主讲老师邱波透露，他所在的部门如今只出不进，留下的人都在忙于合规，“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边界在哪里，可能还要重新录制课程，减少学科培训类内容。”

行业乐观者认为，此次对教培行业的整顿和监管，可以出清行业“不规矩的小公司”，提高准入门槛，长远看还是有利于行业巨头们。但长期关注教育行业的投资者沈莫却难掩悲观，“教培行业广告和预付费的合规要求，对行业几个龙头企业产生的影响很大”。

“对于线下教育机构来说，由于有房租等大额超前成本存在，失去预付费使用权会让其更加脆弱，尤其是大中型机构动辄几十、上百个教学点，如果错过假期等主要获客窗口期，就很难再撑下去。”沈莫分析，对于更渴求规模效应的线教育机构来说，各种合规要求短期内更加束缚手脚，“在线教培由于产品同质化严重，各家公司均难形成专业壁垒，广告战、价格战是主要竞争手段。高昂营销费用下，免费课、低价课口碑及转换率却一直不尽如人意，如能在监管细则落地后再度找到差异化发展路径，慢下来发展优质教学内容，可能还有获得资本青睐的机会。”

此外，由于学科类课外辅导面临政策收紧重压，一级市场的投资者正将目光投向了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

素质教育方面，冰上运动培训和美育教育机构万域芳菲宣布完成千万级人民币A轮融资，新东方领投；棋类在线教育企业弈小象近日也宣布完成Pre-A轮融资，南开大学创新基金注资，主要业务为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的在线小班课、录播课等。

近年来素质教育成为满足家长多元化需求的新兴领域

职教方面，山东职教企业精图教育近日宣布完成数千万元A轮融资，隆程发展直投。该公司成立于2013年，主营公职类面试培训、笔试等。

为了缓解家庭教育压力，完善行而有效的生育配套措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建立课后服务体系，以期减少家长对校外培训的依赖。但是，只要教育资源不均的问题未解，校外培训的需求就会永远存在，只是哪部分应交由市场仍然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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